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易经系辞》里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常人能够看到、摸到、听到、感受的具体的器物是有滞碍的、有形状的,就是形而下;而“道”是造就器物形而下的形而上,是无形的、无质的元性、道理。但是形而上与器物的象的变化是须臾也不能离的,离开形而上,形而下的器物就是一个死物,一具尸体,器物就没有能量物质的出入,不能进行新陈代谢,器物内部气的运动就会停止,就不能有生长壮老已的变化,就不能有生长化收藏的变化。

万物之所以能够成为他们自身,都是由一个这样的“道”当在那里、充斥在他们中间,看似乎没有什么,听似乎没有什么,摸似乎没有什么,但又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叫渊兮似万物之宗。“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西方的科学就是器物学,就是把器物作为一个不发生象变的东西,研究器物宏观运动变化规律的学问,也可以说是研究非生命体的学问。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研究器物的“道”的学问,是研究器物的象的变化规律的学问,是研究与象变有关的数的变化规律的学问,是研究生命体的学问。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规律”是人们忽视“器物”形质的具体存在,在思想中抽象出它们一个比较共同的抽象特点、比较普遍的规律;而这种抽象出来的规律,本来就是思想,最终也是思想,不是具体存在。

把普遍推求、归纳想象出来的概念、规律当作具体存在,在佛家有个词,叫“遍计所执”。所以,规律永远只是人们的虚拟想象,它的正确性是因为它的符合性。归纳出来的规律,原本是没有正确性保证的,不过,有些规律已经是分析性的了,有些规律已经是事物演绎律了,当然也就具备了正确性保证。科学就是关于事物规律的学问,是人们利用思维和科学实验而总结出来的科学规律。

而“道”不是什么规律,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而是“具体的存在”。并且,“道”也不是什么“具体器物存在”之外的另外存在。“道”是存在,是无所不在的。“道”的存在与具体器物的存在并非二体,并非有异,又并非无异。但是道不是永恒的存在于具体器物,当器物的生命周期完结,成就器物的这个道就离他而去了。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道既不是器物,也不是器物之外的另在,又不是规律,那么,“道”还有理由存在吗?“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道”造就了万物,是生命源泉的存在。任何器物,任何生命都是有限的存在,都是因果条件的存在,都是符合性、理的存在。而“道”是不受任何有限所限,它是自在的,道又是无限的存在,“道法自然”。“道”就是器物存在的另一面目,就是不被有限所限的一面,自在的一面,生命的一面。认识存在,本来就不能对器物进行分割所限,不然也就不可能感知到的器物所现的象,本来就有“明了”和“分别”功能。突破有限,突破对立,用辩证法说就是对立统一;也就是《道德经》里说的“恒无,欲以观其眇;恒有,欲以观其噭”的二玄。

“道”既不是抽象的“规律”,也不是“具体器物存在”之外的“另在”,道确实是最真实的具体的存在,是不离具体器物存在的。我们所说的器物在人的认识活动中的存在,是有生命现象的存在,是活的存在,器物必须能够现象,象必须是变化不断的,诸行无恒,是人可以体察的。器物的现象必有有限对立的突破,所以必有变化,否则不能成为器物明了的现象,不能成为可以辨识的现象。所以,中国古代的群经之首就是“易”,讲的就是“变化”。

你可以离经叛道,那是你的自由,但是道却从来没有离弃你,所谓道不远人人自远,所以世上之人,事实上每一个活着的人却又是从来没有分毫离道。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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