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 关中客 的回答
晋商崛起于明初，其标志就是经营盐业，得益于明朝食盐专卖的“开中法”。明朝时，食盐的生产和专卖权控制在朝廷手中，商人要想获得食盐的贩售权，就必须凭借“盐引”。当时食盐的大规模生产和经营是在两淮地区，但“盐引”却掌握在边地的军队手中。
北方边地的军队需要大量的战略物资，比如粮草等，这些都需要从内地运输。商人为了获取“盐引”，就必须冒着路途遥远、一路危机四伏的风险，将军队需要的战略物资运输到边地，而山西的地理位置为山西商人提供了历史机遇。
从地理位置上看，山西除了位于边地之外，还处在两条东西通道和一条南北通道的交叉口，两条东西通道分别是齐齐哈尔-北京-张家口-归化-乌鲁木齐以及北京-张家口-归化-乌里雅苏台；南北通道是广州-武汉-张家口-恰克图-莫斯科。
而连贯东西南北的枢纽就是张家口，明清时期，张家口的商贸活动非常兴盛，它不但是京津地区连接塞北的商业中心，还是中国对俄进出口贸易的前哨。
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明朝政府在宣府镇（今张家口宣化区）的新开口和大同镇镇羌堡等地开设马市。规定每年开市两次，蒙古以马、羊、牛等牲畜换取明朝的缎布、粟米等物品。当年五月，新开口与蒙古交易的马匹就达一万多匹。
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蒙古鞑靼首领俺答臣服于明朝，被封为顺义王。同时，双方还商定，在东起宣府镇、西至甘肃镇设立 11处互市市场。
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在以王崇古、张四维等为代表的晋商以及各方的努力下，明朝政府和蒙古右翼结束了对立，张家口与新开堡、独石口堡、巴图、台吉成为宣化府设立的5处马市。
张家口开市之初，由于可供与蒙古各部落互换的财物有限，无法满足交易需要，于是在晋商王崇古的号召之下，山西商人不断涌入张家口。到了明万历年间，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仅万历四十一年，张家口交易的马匹就超过了35000匹以上。
明朝末年，由于辽东战事频繁，辽东的马市也开始转移到了张家口，使得张家口成为了内地与东北地区的贸易中心。关外的满族人从张家口山西商人的手中，购得他们所需的铁器以及其他物资。换句话说，山西商人就是满清入关前的武器原材料和物资的供应商。
满清势力在关外崛起之后，明朝从万历朝到天启朝，企图以对满清进行经济封锁，以限制其发展。但是晋商以张家口为基地，通过蒙古向满清输送他们急需的铁器、粮草等物资。如果没有这些物资，满清撑不过三五个月。可以说，晋商就是满清的保障，源源不断对关外输送物资，顺带还贩卖情报。
晋商崛起于盐业，到了明末清初，他们又在对外的商贸领域独领风骚，这是晋商自经营盐业以来的第一次转型。
满清入关之后，没忘了曾以贸易的方式帮助过他们的山西商人。顺治皇帝在紫禁城设宴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他们是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和黄云发，并将他们编入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史称“八大皇商”。他们成为了清朝内务府的第一代皇商，并享有特权。其中，范永斗被任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也各有相应的封赏。
满清政府对晋商的青睐，也使得张家口在北部边贸发展中拥有了特殊的地位。从此，张家口到库伦之间长达1400多公里的大道也开始兴盛起来。
清朝中前期，实行较为严厉的“边禁政策”，原则上禁止汉人穿过长城进入蒙古地区。商人要想前往蒙古经商，必须向理藩院申请、登记、备案。因此大部分商人被排除在对蒙俄的贸易之外，而这些对外贸易基本掌握在八大皇商手中。
八大皇商之一的范永斗，不但经营着河东和长芦的盐业，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民间称其为“参商”。
到了范永斗孙子范毓宾时，又成为了“铜”商。当时因为国产铜无法满足铸钱所需，于是从日本进口铜，范毓宾和晋商刘光晟等参与这项业务。当时全国有贩铜船15艘，范氏家族就占了7艘，年贩铜140万斤。
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在蒙古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的请求下，清廷开始允许更多的内地商人进入草原与蒙古人做生意，从而结束了八大皇商垄断边贸生意的局面。从此，晋商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随着葛尔丹势力被清政府剿灭，内地通往漠北的商道被彻底打通，张家口成了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外贸重镇，清初张家口的商户约有80余家，道光年间达到260家，到了同治年间，商户数量已经达到1000多家。鼎盛时期，张家口一处标准铺面的月租金就高达50两白银，年交易额有1.5亿两白银之多。
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清政府和沙俄在恰克图签订了《连斯奇条约》，俄方称《恰克图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河北的旧市街划归沙俄，清朝于河南另外建恰克图新的市街，作为中俄贸易之地，汉名“买卖城”。俄语中，恰克图的意思是“有茶的地方”。
条约还规定，准许俄国商人在恰克图进行贸易，但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人，俄国商人可以每三年进北京一次。
从此，恰克图的贸易日益繁盛，中国从恰克图运往俄国的主要商品有茶叶、丝绸、棉布、水果、瓷器、大米、蜡烛、大黄、姜、麝香等，其中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基本被晋商所垄断。同时，俄国通过恰克图向中国出口毛皮、纺织品、成衣、生革、皮革、工具、牛等商品。
中俄在恰克图通商之后，张家口就成了晋商从事对外贸易的枢纽。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先要在张家口完税，然后再运往蒙古的库伦，经过库伦的经办大臣检验部票、发放护照，方可运到恰克图出口。
最初，由于缺乏商业敏感度，大多商人对恰克图的贸易前景持观望态度。但是山西榆次的常家却非常看好恰克图的商业前景。
康熙年间，世居山西榆次车辋村的常威，在张家口开了一家叫常布铺的商号，主要经营“榆次大布”。在当时的中国北方，盐与布是商人发家的两大商品。
由于“榆次大布”的纱支较粗，织出来的布密实耐用，且幅面较宽，深受消费者欢迎。到了雍正年间，常家以张家口为中心，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展。
乾隆年间，常威的次子常万达来到恰克图，经过一番实地考察之后，他看准了恰克图这个小城潜在的贸易前景，再加上他意识到茶叶已经成为东西方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于是他将父亲分给他的“大德玉”布号改为茶庄，并将主要的精力和资金都放在了对俄的茶叶贸易上，这是常氏家族自从经营“榆次大布”的贸易起家后，在商业经营方向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常万达先后在张家口开设了“大升玉”、“大泉玉”和“独慎玉”三家茶庄，并在恰克图设立了分庄。常家还在内蒙古多伦、呼和浩特，辽宁奉天（今沈阳）、营口，北京等地开设了茶庄。其中的 “独慎玉”茶庄，甚至把茶叶生意做到了万里之外的莫斯科。
从中国南方的福建武夷、湖南怀化、浙江建德等产茶之地，经由张家口，再到恰克图的这条延绵数千里的“茶叶之路”，最早就是由常家开辟出来的。
常家从南方贩茶叶，把茶叶制造、加工、包装、运输、批发、零售等整条产业链，完全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也正是这条高效整合的产业链，造就了以晋商为代表的一代茶商的辉煌成就。
在晋商的努力之下，到了清朝中晚期，俄国与亚洲各国的贸易中，恰克图贸易量位居第一，占到贸易总额的68%。嘉庆年间，在恰克图像榆次常家这样的山西商号已达60多家，占到恰克图商号总数的1/3。
山西祁县的渠同海，通过走西口在内蒙包头开设“长源厚”商号，以经营菜园、粮食、油、面、茶叶，并兼做钱业生意，其子孙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先后增设了“长源川”、“长顺川”和“长裕川”三家茶庄。渠家从两湖地区采办茶叶，经销至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直至欧洲。
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史大学、张杰三人在蒙古的乌里雅苏台创立的大盛魁商号，是清朝晋商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大盛魁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鼎盛时期，大盛魁在浙江和福建购买了数百亩的茶山，承包了茶叶的全部收售加工；同时，又购置了千亩的桑园，并设立商号收购丝绸。南方的货物是大盛魁的主要商品之一，他们把南货运到张家口，这里是大盛魁南货的最大集中地，然后从蒙俄商人的手中换回毛皮、牛羊、鹿茸、蘑菇、羚羊角、水晶石、麝香、药材、黄金、白银等商品。
山西太谷曹家的生意，由经营豆腐、养猪、酿酒、杂货发展到了典当、日用百货等，在张家口设有“锦太亨”商号，并在恰克图、库伦、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设立分庄。鼎盛时期，资本总额达到白银1000万两。
道光年间，在恰克图的对俄贸易中，茶叶位居首位，棉布和绸缎退居次要地位。当时俄国已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出口商品中，茶叶已占全部出口的93%，茶叶贸易为山西茶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晋商起家于盐业，之后从事对外贸易，完成了第一次商业转型。而票号业的兴起，则是晋商的第二次转型。
嘉庆年间，山西平遥拥有商号700余家，其中的当铺、账局、钱庄、银楼等金融字号有25家。在平遥的众多商号中，有一家叫“西裕成”的颜料庄，资力雄厚，在京师、天津、汉口、成都等城市开设有分号。
“西裕成”总号的大掌柜雷履泰，在担任分号掌柜时，也会经营一些为同乡和亲友办理少量汇兑银两的业务。在这个过程中，雷履泰逐渐摸索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汇兑经营模式。
调回总号之后，雷履泰建议东家李大全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李大全接受了雷履泰的建议，并投资30万两白银，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前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即“日升昌”票号。
日昇昌票号成立之后，解决了银行未出现前，大宗项银两往来的困难，并很快在全国40余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分号。随后，山西介休、太谷、祁县等地有实力的晋商相竞效仿。
票号的主要业务是办理异地款项汇兑，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仅上海一地就有22家山西票号，对上海的钱庄放款达300多万两白银。到了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山西票号已经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同时，为了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山西票号还在日本的神户、大阪、横滨和东京以及朝鲜的仁川等地，甚至东南亚一带开设有分号。
清朝晚期，由于清政府的财政恶化，再加上太平天国运动等事件对道路的阻塞，各省的饷银无法及时解送京城，山西票号逐渐成为了清政府的财政支柱，其不但负责承担汇兑各省的相关公款，比如汇兑海防经费、铁路经费、河工经费、协饷、赈款等，还向各省进行借垫，比如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广东省的财政一度陷入窘迫境地，为了拨解京饷，就向山西票号借垫。
清末，清政府对西方列强的战争赔款，基本由山西票号进行汇兑。金额庞大的赔款汇解、垫借汇兑，均由上海的山西票号集中支付给外国在华银行，山西票号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当时的《申报》对此评论到：“无论交库，交内务府、督抚委员起解，皆改现银为款票，到京之后，实银上兑或嫌不便，或银未备足，亦只以汇票交纳，几令商人掌库藏之盈亏矣。”
票号原本是中国商品经济的产物，从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为商品经济服务的。山西票号却结交官宦，倚重官府，逐渐把业务重心转向对政府的汇兑、借贷、存款和代理业务，成为政府的财政支柱。同时，与商品流通的关系渐行渐远，以至于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小宗业务已经不看在眼里，甚至还有非500两以上不办的汇额限定。
清朝晚期，虽然大环境是战乱频繁，但却是晋商最为辉煌的时期，山西票号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官商官商结合，当时的清政府就是山西票号的最大客户。由于对官府的过度依赖，一旦政局不稳，票号的风险就大大加剧，这是一个潜在的危机。
晋商的三大支柱产业是茶叶、盐业和票号，其中茶产业的变化最为典型。鸦片战争之前，晋商与俄商之间维持着稳定的茶叶贸易，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
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后，被迫与沙俄签订《中俄天津条约》与《中俄北京条约》，俄国不仅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俄国商人还取得了进入张家口、天津、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汉口等口岸的通商权，并相继获得了海关茶叶免税权，以及在中国境内进行水路运输贸易的特惠权。
在中俄茶叶贸易中，晋商扮演的是中介角色，依靠对万里茶路的垄断获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商人可以直接到中国的南方采买茶叶，他们在湘鄂地区建立货栈，在汉口设厂制茶，一举打破了晋商的垄断，消解了晋商的茶贸业务，弱化了万里茶路的功能。
俄国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采用蒸汽机制造砖茶，质量和效率远超中国手工作坊生产的砖茶。俄国商人将茶叶从汉口经轮船运到天津，再以驼队运往恰克图，这样的运输方式要比陆路更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再加上俄国商人享有免税、减税政策，直接形成了对中国茶商的压倒性竞争优势。
清朝晚期，清政府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各地叛乱，放开了厘金制度，对国内商人征收厘金（一种商业税）。晋商贩运茶叶，从汉口到张家口要经过63个厘金卡，雁过拔毛，使得晋商所交的税金高出俄国商人10倍以上。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中俄贸易重镇恰克图的晋商商号，已经由原来的120家降到仅剩4家，其衰落可见一斑。
为了扭转颓势，晋商也进行了一番努力，他们向清政府提出了两大请求，一是“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另觅新途”；二是“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两大诉求都获得了清政府的允许。
晋商努力的效果立竿见影，对俄茶叶贸易一度回暖，甚至超过俄国商人。同时，晋商还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了商号，抢夺俄国的茶叶市场。
晋商为了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向清政府申请水路运输权，即像俄国商人一样用轮船将茶叶从汉口运往天津，然后再到恰克图。走水路自然会避开绝大部分的厘卡，这对清政府来说，意味着税收减少，所以并未接受晋商的请求。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投入运营，茶叶运输可以从中国的港口通过海运到达海参崴，然后再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直达莫斯科，整个过程只需要7周，而且每磅茶叶的运费仅需9美分。然而，天津经恰克图到莫斯科的运输时间是19个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出口俄国茶叶的80%是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来进行运输，海路和铁路联运已经完全取代了万里茶路。从此，被晋商垄断了近200年的中俄万里茶路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俄国的晋商为了抢占市场，对俄国的中小茶商采取赊销的办法，即先赊给他们茶叶，等茶叶售出之后再返还茶款。但是这些茶商或是因为经营不善，或是有意赖账，导致晋商回款无望，赔累甚巨。随着俄国颁布法令，对中国商人征收重税，晋商在俄商号大量倒闭，中俄茶业商战以晋商的失败而告终。
作为对外贸易世家的山西榆次常家，由于俄商拖欠巨款不还，以及俄国的巨额征税，使得商业经营陷入了绝境，入不敷出。辛亥革命后，常氏的“玉”字号商号最终倒闭。
万里茶路的衰败，固然有晋商转型失败的因素在内，但是面对不同时期的局势，清政府所采取的财税政策、政治和外交策略等，才是直接导致万里茶路衰败的主因。
除了茶产业外，晋商的其他两个支柱产业也没能例外，面临着清政府和外商的双重压迫。
同治之前，山西票号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到了光绪二十年，中国的金融市场逐渐形成了票号、钱庄和外国银行三足鼎立之势；光绪二十年之后，上海的钱庄逐渐发展为中国本土的民资银行，而此时的山西票号只能凭借其对清政府汇兑业务的垄断勉强维持，逐渐失去了与银行竞争的能力。
清末民初，随着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各地方政府的商业银行也开始兴起，逐渐取代票号的经营业务和经济地位。当时的山西票号本应顺应时代潮流，联合组建近代银行，他们也曾有多次机会参与国有银行的筹建，但最终却因其保守的思想与国有银行擦肩而过，错失了转型的大好机会。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的经理李宏龄提出倡议，由山西各大票号联合出资成立晋省汇业银行，以应对当时各大银行的竞争。这次票号改革几乎成功，但最终在总号大掌柜毛鸿翙否决之下，以失败而告终。
清末民初，随着大量商号的破产倒闭，放款给它们的票号也出现倒账。对票号来说，倒账意味亏损或亏空，一旦发生挤兑，就必然会因放款收不回来而倒闭。
外商银行以及国有银行因为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权，它们借出的款项几乎可以全部收回；但是山西票号凭借信用放款，一旦出现变故，很难收回放款。
随着官商合办银行的兴起，特别是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具有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职能和雄厚的资本，所以能够左右市场。过去由山西票号承担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
辛亥革命之后，山西票号加速衰落，放贷给清政府的大笔款项，由于清政府的灭亡而难以收回。清政府曾给山西票号带来荣光，最终也为山西票号带来了累累负债，曾经辉煌无比的山西票号最终覆灭。
晋商的覆灭，既有自身墨守成规，多次失去改革机遇的内在原因，也有国势衰微，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外部因素。在历史洪流的冲击下，晋商从此一蹶不振。
用户 公子无忌shy 的回答
作为一个山西人，说晋商是一个特别痛心的话题！
不论现在的宣传，晋商是多么地诚实守信，票号什么怎么牛逼，但是都无法改变一个现实，那就是晋商的崛起，完全是借助了山西的地利。
因为山西长期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交界，草原游牧民族是一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群体，需要从中原获取大量生活物资，这才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根本。
频繁的边境走私活动，使山西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山西的商业活动，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不同于秦国的老农习性。
春秋时期的晋国、战国时期的三晋，都极为重视商业活动，将商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强国基础。
早期的山西商人，也是心怀家国天下的，比如汉朝的马邑大商人聂壹，向朝廷进献“马邑之谋”。
像隋唐的商人武士彟，从事木材生意，李渊在太原起兵后，武氏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
宋朝之后，晋商就开始走上歪路了，宋朝失去中原王朝传统的养马地，需要从辽国进口大量的战马，而辽国也需要大量中原的手工业品。
山西地处边陲，而且自古就拥有成熟的互市榷场，因此宋朝就在山西设置了大量的榷场，与辽人进行互市。
山西的商人通过宋辽的互市，获得了丰厚的收入，但是宋辽之间，时战时和，互市榷场也时常关闭。
山西进行边贸的商人，怎么能看着到嘴的肥肉丢掉了，于是开始了大量不受官府管辖的走私贸易，由此积累下了大量的财富。
明朝的政策福利，使得晋商快速崛起
晋商的大规模兴起，得益于明朝食盐专卖的“开中法”。明朝规定，朝廷直接控制着食盐的生产和专卖权。
商贾想要获得食盐的贩卖权，必须凭借“盐引”，食盐的大规模生产经营在两淮，但是“盐引”却掌握在边地的军队手中。
要求商贾必须将边军需要的大量物资，比如粮草等，输送到边军手中，换取“盐引”，然后才能在两淮购买食盐进行销售。
这样的制度出来以后，因为边地都集中在北方，运输路途的遥远，已经边地的凶险，吓退了很多商人。但是这队伍长期活跃于边地的山西商人完全不是问题，山西就是边地重镇。
山西商人凭借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投入到为明军提供军事物资的队伍中，由此获得经验食盐这样的一本万利的生意。
由此山西商人控制了粮食转运和食盐经营两项大宗贸易，明朝曾有流传，两淮的盐商十之八九都是山西商人。
山西商人以此为中心，不断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到明朝后期，山西商人的触角伸到茶叶、纺织业、药材等各行各业。
为了扩大经验的需要，山西商人也创造性的发展了类似现代股份制的东伙制经营模式，从此晋商成了举足轻重的商业组织。
满清入侵的开路先锋，晋商的每一笔财富，都饱含汉人的鲜血
因为经常为边军运输物资，晋商与边军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本该是帝国大门守护者的边军将士，开始为晋商出入边关，进入蒙古各部和辽东提供了方便之门。
另外，晋商在两淮的势力扩张，使其可以投入大量的资源，资助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明朝朝堂，成为他们走私牟利的保护伞。
终明一朝，有两大边患，一个是东南的倭寇，另一个就是北方的蒙古和后金的侵扰。这里面都有两大国家内部的势力在支持，一个是东南海商，另一个就是晋商。
努尔哈赤的后金势力兴起之后，从万历到天启，明朝一直都期望以经济封锁限制后金的发展。但是因为晋商的存在，以张家口为基地，通过蒙古向后金输送粮草等军事物资，甚至传递情报，协助后金击败明军。
皇太极时期，满清数次破长城而入，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掠夺了大量财宝物资，但是这些东西都无法支持满清进一步军事扩张，毕竟金银不能当饭吃。
这时以晋商为首的销赃团伙出现了，他们从满清手中获得掠夺自中原百姓的金银财物，再从中原收集大量粮草军资，运入关外资助满清。
满清入关后，其野蛮人的习性，无法支撑大规模的用兵和南下统一战争，军事物资极其匮乏。满清对晋商进行招抚，顺治赐以介休范家范永斗为首的八大晋商为内务府“皇商”，为满清提供军事物资。
满清军队南下之后，在江淮、四川犯下累累罪行，名为统一，实为抢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四川大屠杀”满清以残酷手段获得中原，晋商也成为战争另一受益者。
清朝建立后，晋商的地位持续上升，康熙对准格尔部的多次用兵，都是晋商为其提供物资，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保证清军的作战胜利。
整个满清王朝，社会的大量财富都掌握在满族、蒙古贵族手中，虽然汉族不断有人进入满清王朝高层，但是整个汉族依然处于被奴役和剥削之中，财富十分集中。
晋商的势力在这一时期发展达到了鼎盛，这其中依然离不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边贸。晋商以包头和张家口为基地，向关外掌握大量财富的蒙古、满清贵族提供物资，实现自己的财富暴涨。
北方军事集团衰落，湘军、淮军兴起，红顶商人被南方商人垄断
八大晋商一般是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和太谷孔家。
虽然乔家、曹家、侯家等几家都经验票号生意，但票号是以储户的银两周转为基础的。晋商的票号兴旺，实质还是晋商群体的生意兴隆为基础的。
太平天国起义，彻底击垮了满清朝廷控制的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已经绿林军，以湘军、淮军等为主的各地团练军队成为清廷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
以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湘、淮军事集团，取代了北方军事集团，成为清廷的主要力量，清廷的军事开支也逐渐被湘军、淮军掌控。
这种情况下，依附于清廷的晋商集团不再是朝廷的主要合作商贾，以胡雪岩、盛宣怀为代表的新一代红顶商人，取代了晋商集团，成为政策的获利者。
就实际来说，晋商的崛起和鼎盛，完全离不开朝廷的政策扶持，随着清廷直属军队的衰败，满清贵族和蒙古贵族再也无法依靠特权，享受丰厚的财富了！
而依靠这些贵族特权强盛起来的晋商势力必然因为政策的转变而衰败，俗话说，因而什么样的优势获得强势，必然也因为什么而衰败，政策风向的转变打下了晋商衰败的基础。
洋务运动兴起，新兴资本主义经营模式成为市场主流，晋商的模式被淘汰
一般都是认为新兴资本主义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取代了晋商传统的票号经营模式，晋商在这过程中没有赶上时代潮流，因而晋商集体迅速衰败。
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票号的衰败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晋商票号服务群体的银根匮乏，使得票号流动性降低，生意出现举步维艰。
另一个是晋商传统的经营区域，蒙古、东北、俄罗斯等地方，因为战争等不可抗因素，巨额的欠款无法收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银行的坏账超过了银行资产的数倍，破产成为必然，别说是转换模式经营，就是给他个印钞机都不行！
最后，作为传统的商人，晋商群体无法避免地具有传统思维，就是喜欢置办家产和土地，其实这种思维是所有国人都无法避免，现在房地产的兴盛就是明证。
晋商的做法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很不幸，他们赶上了千年未有的乱世和变革。在乱世中，土地房产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他们用大量真金白银换来的东西，最后一钱不值了。
假使晋商群体处于太平盛世，比如说现在，他们置办土地家产，恐怕依然可以延续富可敌国的财富吧！毕竟目前房地产行业仍然是国内最富有的行业，晋商难免又要富得流油了！
用户 读书悟道 的回答
近代史上的八大晋商通常指的是乔常曹侯渠亢范孔八大家，即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候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和太谷孔家。其中临汾亢家号称山西首富，资产达几千万两，主要业务在贩盐、卖粮食和开当铺。
八大晋商的集体覆灭与晋商帮的集体衰落基本是一致的。晋商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与时俱进，而其最终集体覆灭的原因恰恰又在于没有与时俱进，正是应了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上图为剧照
晋商的崛起之路
晋商早在明清之前就已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是中国最早兴起的商帮之一。山西的地理位置比较特别，传说中最早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禹都在这里定都，首领们开明，领着大伙搞农业，也支持大家发展商业。
尽管晋商兴起较早，但成为明清时代举世瞩目的强大商帮还走了一段很长的历史。春秋时代的晋商靠着解州的盐池，和当时离政治中心较近的地理优势，走上了贩盐的道路。他们从晋南解州拿盐卖到当时的平阳、安邑等都城，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挖到了帮会的第一桶金。
有趣的是，到了明清时期，历史似乎又重演了一遍，晋商又遇到了相同的境遇。明朝洪武年间，为了防御北方瓦剌和鞑靼等游牧民族的侵扰，在山西北部等北方沿线设立了九边重镇以此进行防御。
由于九边重镇距离统治中心比较远，后勤补给成了大问题。为了解决前线官兵的粮草问题，朱元璋与晋商达成了一个协议，即山西商人负责向大同、居庸关等边关要塞输送粮草，作为交换条件，明朝政府则给晋商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盐引，这一举措史称“开中制”。
值得庆幸的是，晋商抓住了这个拓展机遇，从以盐业贸易为主转向多元化经营，实现了成功转型。从此，山西商人走出了关外，走向全国。
上图为征途中的晋商
由于关内关外的商品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再加上食盐生意的垄断性，还有晋商身上独有的崇尚关公诚信仁义的经商文化，以及经商多年的丰富经验，晋商很快聚敛了大笔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商帮。
到清代，他们利用康熙帝平定噶尔丹叛乱之机，随军做起了军事贸易，又一次得到了大发展。噶尔丹被平定后，清朝又开始大力开发北部边疆，建立了许多以北京为中心的边疆驿站网络，晋商又一次抓住开发边疆的机遇，由此把生意做到了蒙俄。
上图为晋商的一个家族
明末清初，中国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长途贩运成为当时商业活动的重要特征。但是支付又成了一个问题，当时不像现在，各种支付手段应有尽有，出门一个手机搞定。那时候遇到大笔交易怎么办，推一车银子去交易，风险系数太高，晋商的票号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清道光初年，晋商创办了票号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之后的100多年里，山西票号迅猛发展，盛极一时。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路过山西，向晋商筹措了40万两赞助费，后来还了一个人情，命令各省交给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经手。
日升昌开办第一家票号
于是，山西票号几乎成了清朝的总出纳，承担的是国家财政部的职能。甚至连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的9.8亿两白银，也是由票号来完成的。可以说，票号控制了大清的金融流通，甚至在日本开起了海外分部。
明清晋商垄断了中国的北方贸易，并涉猎了东亚和欧洲市场，经营范围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能够经营的物品。与此同时，晋商把持着全国的资金调度，可谓登上了发展的巅峰。
通过晋商的崛起，不难看出，具备了几个条件：其一，独特的地理资源和地理优势。其二，得益于一定的政治条件。其三，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面对时局的变化，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快速找准定位。简单总结六个字：天时地利人和。
上图为银锭
晋商的覆灭之路
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这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实质上是行业发展优胜劣汰的选择结果。
清朝末期，尽管大环境战乱频繁，但却是晋商最为辉煌的时期。我们看到晋商从早期的贩卖实体商品，不断的进化，逐渐演变为资本大户，充分演绎了资本积累的过程。
上图为户部官票一套
晋商后期的主要表现在票号，其主要业务为白银汇兑和存贷业务，以及不同成色的白银在折算中的差价。说白了，晋商在票号领域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官商结合。汇兑和贷款业务的大客户就是清政府，对政府的依赖性非常强。一旦政局不稳，票号的风险就大大加剧了，这是一个潜在的危机。
官商结合的经营模式还存在一个腐败问题，票号为了得到政府的存贷款，与官员的私下交易在所难免。据说乔家和曾国荃、九门提督马玉昆、湖广总督端方等有来往，官商勾结的目的很明显，在票号而言，将政府的钱存入票号从而放贷获利。在官员而言，获取个人好处费。但是双方都不设底线，也不利于行业的发展。
上图为清代咸丰年间发行的纸币，左侧为“户部官票”，右侧为“大清宝钞”。
传统文化对晋商的经营理念影响深刻，比如他们崇尚关公的诚信仁义，这在早期工业发展水平低的时期是一个优势，符合中国传统社会注重人治的法则。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西方先进文明的入侵，制度的先进性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于一个行业，建立权责分明的现代管理制度显然更有利于行业的发展。
固守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缺陷就是保守，以自我为中心盲目排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外资银行在中国广泛设立，深居山西偏远之地的掌权派们，并不了解世界的巨大变化，更谈不上学习外国银行先进的制度、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了。
乔致庸的汇通天下
1905年，“慈禧新政”实施，中国首家国家银行–大清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纸币，逐渐取代了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的地位。也就是说，票号业最原始的作用被剥夺了。
1911年辛亥革命，清政府也亡了，官商结合的经营模式也划上了句号，清政府所债的巨款民国也不认，谁赔？票号自己吃掉。
在历史巨变的过程中，晋商帮没有再次经得起时代的考验，抓住时代发展的命脉实现再一次的转型，称雄商界500余年的一代商帮就这样被挤出了商界巨头的行列。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晋商积极的一面，也看到了晋商消极的一面，成也，与时俱进，败也，与时不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