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 烟郭说历史 的回答
贞观时期，有一天，李靖突然对李世民说，侯君集将要谋反，谁知李世民听完李靖的解释，却对李靖本人感到深深的震恐！
按理说，李世民听到侯君集要谋反的消息，应该更关心侯君集的问题，为何却对李靖产生了震恐之心呢？
大唐帝国从李渊建国再到唐玄宗时代，一百多年里，将星璀璨，代代出名将。
这些名将在历史上都是知名的将才，他们战绩彪炳，扬名于后世，这些名将的征战史最能解释这个问题。
李靖和李世民的那次对话是这么回事：
当时，李世民下旨要求李靖教授侯君集兵法，谁知每次讲到精微奥妙之处时，李靖就不往下讲了，根本没有对侯君集倾囊相授。
所以，侯君集十分不爽，直接就跑到李世民那里状告李靖，说他抗旨不尊，并且怀疑李靖有谋反之心。
李世民虽然不相信李靖要谋反，但对于李靖教授侯君集兵法时，藏了手段这出还是提出了批评。
可李靖被批评后却反而说：这是因为侯君集有谋反之心啊！
这下李世民可就一脸懵了，这俩人互相状告对方谋反，到底怎么个情况，究竟谁要谋反？
李世民虽然很吃惊，但为了探个究竟，接着又问李靖：此话怎讲？你怀疑侯君集的理由是什么？
只见李靖说道：
如今天下太平，臣所教授的兵法已经足以安制四夷了，可侯君集却执意要臣倾囊相授，这才是将有不臣之心的表现啊！
李世民听完之后是个啥反应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史书并未记载。
但我相信，李世民听完这话之后，他的内心深处肯定是顿时感到十分震恐，甚至恐惧一时的。
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能知道李靖这句话的分量。
他教侯君集的兵法都还不是最精华的部分，就已经足以安制四夷了，要是李靖兵权在手，以他的能力，若是发挥全力的话，再谋个反玩玩儿，那李世民还有得玩吗？
而且对于李靖的能力，李世民是有了解的，此人征战无数，指挥过步兵作战、骑兵作战、水师作战、山地作战、荒漠作战、城池攻坚与保卫战，无一败绩。
这样的战绩，也是令李世民也感到钦佩的，只是他没有想到，李靖竟然是深藏不露，他的脑子里还藏着这么强的本事。
我相信，换做任何一个对李靖有所了解的皇帝，当听完这番话后，都会感到不寒而栗的。
所幸的是，李世民终究还是没有怀疑李靖，还把李靖当成自己的故人，在李世民临终前，甚至不顾自己病重之躯，还要去探望重病的李靖。
这事儿跟军事家、名将这些词汇有啥关系呢？
请大家注意，唐朝从李渊时代开始，代代出名将，从未有断层。
- 李渊及李世民时代有：李靖、李世勣、苏定方等
- 唐高宗时代有：裴行俭、薛仁贵、刘仁轨等。
- 武则天时代有王孝杰。
- 唐玄宗时代有：王忠嗣、高仙芝、哥舒翰、封常清、李光弼、郭子仪等。
这些名将，随便拎一个出来，查一查战绩，都是曾经吊打过周边的，都不是善茬。
比如说，裴行俭是苏定方唯一的传人，曾经以奇谋妙计，不费一兵一卒，团灭西突厥高层，又指挥30万大军团击破东突厥。
王忠嗣在玄宗时代，无敌于当世，身兼四镇节度使，控制万里，令周边敌人闻风丧胆，使得帝国北方边境实现“零战事”的地步，郭子仪和李光弼更是平定安史之乱。
但是这些人包括唐初的名将李世勣、苏定方在内，其实“名将”这个词汇已经是他们的天花板了。
这些名将终其一生，虽然能够统帅万军，但都只停留在名将的级别，不再有新的突破。
然而，唯独有一个人跟他们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他的名字叫做——李靖。
当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查阅唐朝所有名将的资料时，会发现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将领，后世对他们的评价标签往往会有“名将”这个标签，除此无他。
但李靖，除了名将之外，我们对他还有一种评价标签：杰出的军事家。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呢？
因为李靖的天花板比其他所有唐朝名将都要高出很多，他已经突破了“名将”这个境界，上升到了“军事家”的境界，和古代的孙武、孙膑、吴起、韩信属于一个级别的人物。
这种从名将到军事家的突破，需要一种核心的能力——把实战中的兵法上升到军事理论。
李靖除了平生指挥过多个兵种作战，并且无一败绩之外，他还将自己在实战中的兵法编写成军事理论，著成军事书籍。
史载，李靖著有《六军镜》、《卫公兵法》、《阴符机》、《兵钤新书》等多部兵法。
他的军事实战经验，编写成军事理论后，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
但是，唐朝与他同一时代以及后来的所有名将中，却没有一个人能到达他的高度，说明要想把军事实战经验上升为理论，是一件难度极高的事情。
换句话说，这些名将只是做到了将现有的兵法融会贯通，能够灵活运用于战争当中，但并没有将其内化后结合自己的经验，创造出新的军事理论，但李靖做到了。
所以，在我看来，能够将自己的作战经验和已有的兵法结合，融会贯通后创造出自己的军事理论，那么他就进入了军事家的门槛。
如果再上一层的话，那就是文能治国安邦，武能扫四夷、平天下，著兵学典籍。
这样的人物，既是军事家，又有宰相之才，出将入相，万中无一，百年难遇。
用户 度度狼gg 的回答
解放战争初期，延安给东北野战军正式电令的通常抬头是“林罗谭刘”，分别代表着东野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参谋长刘亚楼。个性张杨的刘亚楼坚持回电署：林罗刘谭，久而久之还真就固定了下来，辽沈战役期间有时直接简化为“林罗刘”，显然，在战争时期，东野参谋长的工作和份量要更重一些。
（谭政大将）
然而在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众所周知林罗为共和国元帅，谭政名列开国“十大将”之第五名，刘亚楼却只是上将军衔，有着明显的差距。其实在红军时期，比如长征开始的1934年，谭政担任红一军团红1师政委，刘亚楼也任红一军团红2师政委，基本上是同级别的干部，两个人也都不具备黄埔资历。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亚楼一度担任延安抗大教育长，配合校长林彪的工作；而谭政则出任军委总政治影响副主任，级差也不明显。不过1938年刘亚楼被选送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从此缺席抗战历程，一直到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后，才随苏军返回东北，邂逅林彪司令员直接出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刘亚楼上将）
但是谭政将军却始终战斗在抗日前线，1942年出任陕甘宁晋岁联防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且逐渐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代表性将领，1945年延安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46年初到达东北就任东北民主联军（东野前身）政治部主任，1949年初正式担任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仅就解放战争进程而言，刘亚楼绝对是过去和现在的军史爱好者耳熟能详的“名将”，机敏专业，雷厉风行，曾任天津战役的“前指”总指挥，29个小时解放天津，震惊南京和北平所有的对手，尤其是后来又出任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率部横扫中南，不仅战功赫赫，也同时闻名中外，受命组建空军司令部以后，军中盛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刘司令找谈话”，足见军界威望。
（谭政将军）
但是在八十年代确定的“军事家”称号标准中，除去解放前牺牲的11位革命先烈、5位统帅级人物之外，只有十大元帅和十大大将名列其中，共计36位。也就是说，谭政大将入选了36位的“军事家”名单，而刘亚楼上将却未能名列其中，但无论如何，他都是我们心目中的“名将”，而对谭政将军的名字，反而许多人是比较陌生的，那么，区别在哪里呢？
首先是早期的革命资历，谭政大将1927年已从军于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这个团也是“秋收起义”的骨干队伍，经历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许多人民军队历史上著名的事件。而刘亚楼将军是1929年才加入红军闽西游击队的，在游击队历任班长、排长等职务，因为作战胆大心细并且完成任务出色，得“精灵兵”美称，但是显然级别并不高，而这个时候，谭政已经是红四军前委秘书。
（红军时期的谭政）
其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军队职务，刘亚楼由四野参谋长转任空军司令员，属于军兵种首长；而谭政将军则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属于总部首长，因此在1955年的全军大授衔中，分别被授予大将和上将军衔，谭政将军和罗荣桓元帅一样，都是我军政工战线的高级将领，领兵作战并非主要工作。
最后是关于“军事家”评定的具体标准：1，有较长的军事斗争经历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并在大革命时期曾带兵打仗，或参与领导革命武装起义，或领导创建红军有重大贡献者。2，在革命战争时期长期主要担任军队高级领导职务，即先后任红军时期各师、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各旅（二级军区）、新四军各师（支队）、解放战争时期军（纵队）的正军职以上领导职务者。
（红军时期的刘亚楼）
还有第3，在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作出重要贡献，并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团以上职务，建国后担任过军委常委以上职务的军委领导人。
显而易见，在第一和第三条的标准中，谭政大将是更为符合的人选，而刘亚楼上将仅仅是在第二条上表现出色，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当然，在一些战史文章、文学作品和后世纪念中，称刘亚楼将军同时为“军事家”和“名将”并不为过，因为他毕竟是我军著名将领，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刘亚楼在前线）
用户 萧武 的回答
红军长征结束的时候，许世友就已经是军级干部了，所以虽然他在抗大学习期间发生了企图逃走的事情，却仍然被从轻处理，只监禁一年，就又分配回到四方面军改编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当副旅长去了，而三八六旅旅长就是著名的陈赓。之后，屡经辗转，许世友被派到了山东。解放战争之初，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大量被抽调到了东北，许世友在山东就成了老资格。
但许世友本人的军事指挥能力实际上并不算太强，尤其是大局观，总是要差一些。华野分兵之后，许世友留守内线，本来粟裕也在内线，但是后来因为中原战场始终无法打开局面，形势吃紧，而负责在外线策应作战的华野外线兵团也无法起到有效策应中原战场和山东内线兵团的作用，于是中央命令粟裕也到外线去，粟裕在回复中央时请求与陈毅一起去外线兵团，中央同意后，就一起去了外线，许世友和谭震林、王建安等人则留在内线继续坚持。
内线兵团一开始一度以谭震林负责军事指挥，许世友和王建安协助，但后来发现有些问题，于是又改为以许世友为内线兵团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王建安为副司令员。因此，这段时间内线兵团的名称前后变化比较大，一开始称为粟谭兵团，之后改为谭许王兵团，最后又改为许谭兵团。而许世友在担任内线兵团司令员之后，在一些问题上就开始与华野指挥部闹矛盾。最后，中央电告粟裕，山东内线兵团的调动，需要先请示中央。这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糟糕的局面，华野不能直接指挥山东兵团了。
首先是在豫东战役的时候，粟裕原计划围攻开封，吸引邱清泉兵团来援，设伏围歼邱清泉兵团，但因为邱清泉兵团退缩很快，没能抓住，于是临时改为围歼区寿年兵团。华野外线兵团围住区寿年兵团之后，一边向区寿年兵团困守的阵地突击，分割歼灭，一边还要分兵阻击负责救援的敌人。当时能够救援的主要是邱清泉兵团和黄百韬兵团，虽然当时还都只是小兵团，只有六七万人，但是因为有火力优势，所以解放军阻击是非常吃力的。
本来粟裕安排当时配属华野指挥的中野十一纵负责阻击黄百韬兵团，但是中野十一纵实力有限，虽然打得也非常顽强，但经过苦战之后，仍然未能阻挡住黄百韬兵团前进，让黄百韬兵团进入了包围圈，阵地与区寿年兵团衔接上了。常规情况下，既然已经是这个局面，那么粟裕就应当放弃围歼区寿年兵团的计划，但粟裕认为，黄百韬兵团虽然突破了阻击，但伤亡也很大，所以有机会一起围歼，于是下令调整部署，将黄百韬兵团也放在一起围歼。
这时粟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前面经过歼灭区寿年兵团的作战，部队已经非常疲劳，伤亡也比较大，这时候要再围歼黄百韬兵团，兵力就感到有些不足了，非常吃力。尤其是此时国军还在继续调集兵力赶来救援，邱清泉兵团正在从开封向东救援，华野的阻击部队也打得非常艰苦，只有一个纵队的兵力，要顶住全副美式装备的邱清泉兵团的攻击，自然是比较困难的。加上邱清泉兵团不仅火力有优势，而且在兵力上相对阻击部队也有优势，所以邱清泉在正面攻击受阻之后，突然分兵一部绕过阻击部队的侧翼，迂回到了阻击部队的侧后方，局势非常危险了。
但是，眼看着到嘴边的肉就要溜掉了，粟裕也有些不甘心，就电报中样，希望内线兵团能够分兵一部分，增援外线兵团，完成围歼区寿年兵团和黄百韬兵团的任务，这样就可以完全改变中原战场的不利局面。但中央在电报征求许世友的意见的时候，许世友认为当时山东内线兵团只剩下三个纵队的主力，又要坚守山东根据地，兵力已经不足了，无力分兵支援外线兵团，从而拒绝了粟裕的要求。而此时中野虽然局面困难，但中野也在极力拉住华中的敌人，不让敌人增援，而许世友作为华野作战序列的将领，却拒绝支援外线兵团。
最后，在邱清泉兵团迂回侧翼成功之后，华野又已没有后援部队可以增调，兵力已经用到了极限，连原本已经伤亡惨重正在休整充当预备队的中野十一纵都已重新投入了战斗，却仍然无法阻住邱清泉兵团，而区寿年兵团大部已经被歼灭，黄百韬兵团也已经被歼灭了一半，粟裕无奈，只能忍痛下令华野部队全线后撤，退过黄河，区寿年兵团残部一个旅和黄百韬兵团残余的一半也就因此而逃出生天了。而导致这个结果的关键就在于，在最关键的时刻，唯一有能力增援山东内线兵团拒绝分兵增援。
许世友大名鼎鼎，也算是我军历史上的名将，但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却毫无大局观念，认识不到歼灭黄百韬兵团可能对改变中原战场胶着局面的重要作用，只顾自己眼前利益，说明他此时的能力距离一个军事家还有比较大的距离。而粟裕作为华野军事负责人，在豫东战役中表现出来的临机应变能力则充分表明他作为华东战场的军事统帅，捕捉战机和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已经完全炉火纯青，是当之无愧、毫无疑义的军事家了。
之后，在济南战役筹备期，许世友并不在前线，而是在后方修养，粟裕已经完成战前部署，并且亲自到济南前线对攻城部队进行了部署，但许世友还在返回前线的路上，尚未完全了解具体情况，就开始对粟裕的部署提出反对意见，在粟裕复电说明情况之后，许世友仍然不服气，直接致电中央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作为党员，向中央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自然并无不可，但大战在即，作为前线指挥员，却如此意气用事，当然是很不合适的。所以，中央复电明确指出，济南战役的作战计划和部署是中央和华野指挥部商定的，不可更改，许世友才没话说了。而在济南战役之后，山东兵团部队南下参加淮海战役时，许世友就留在了山东，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没有参加余下的解放战争。
